记者：您是一位在书画造诣上有深厚功底的画家。但近几年来，您参与了一些古画的鉴定工作，您是怎么想到要去搞书画鉴定的?
陈佩秋：以前我也不搞鉴定。谢先生以鉴定为终身职业，因为他搞鉴定，所以使我也有机会看到许多古书画。大概从1993年开始，书画投资收藏拍卖时兴起来，许多人来问画的真假。自己如果不弄清怎么对人家讲呢?所以我就关心起鉴定，并做了一些研究工作。 鉴定的基础 重视感性认识
记者：您是画家，您认为画家搞鉴定有什么优势? 陈佩秋：其实，在书画鉴定中，感性认识很重要。我由临画而熟悉了历朝历代画家的用笔习惯，以及墨色、款识、著录，甚至绢的织造方式以及时间空间对它的影响。
谢稚柳当初搞鉴定，最早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当“鉴定家”，而是为了画好画。因此他刻苦研究古人是“怎么画”的。结果，通过对古人“怎么画”的研究，一方面将古人的经验成功地借鉴到了自己的创作实践中，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对古人作品真伪鉴定的眼力。所以，我认为，搞鉴定的人要懂得笔墨，会画几笔，就有感性认识。
不懂绘画，不熟悉画家的风格和用笔特点，有时就会上当受骗。谢先生在1949年画过一幅画，在去世前两年从箱子里翻出来，发现还可以，只是当初还没有画完。他想裱成手卷。可画上的屏风是空白的，想自己补画，但是年纪大了，眼力差了。陆俨少知道了，对谢先生说，你眼力差补不了，就请刘旦宅去补。后来刘旦宅补画了屏风，在上面画了山水。如果不熟悉谢先生和刘旦宅的绘画风格，就会上当，甚至无端怀疑谢先生的绘画风格发生了变化。鉴定古代的绘画，由于历史悠久，许多事情又没有文字记载，因此特别要小心谨慎才不会弄错。
搞鉴定的人弄弄画有好处。有一次博物馆让我去看一张赵孟 的画。他们对我说，画看过了，图章对的、款对的。画面上画了一只马头，一个人牵着马，我一看构图就觉得有问题。有哪个画家会这样来构图的?那张画只是将赵孟 的《浴马图》原作翻个身来做的假。 鉴定的前提 必须看懂画作
记者：鉴定是一门学问，需要百家争鸣，需要在争论中得出真理。现在的问题在于，门户之见、学术派别之见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环境并不那么纯洁。有一次，媒体透露张大千和谢稚柳先生生前对董源的画提出质疑，您呼吁几大博物馆举行研讨会。但中国画界有的只是沉默和私底下的牢骚，没有公开的反应，这是可怕的。敢于劳己心智，求索真谛，是一种责任感。
陈佩秋：当然，我自己的水平有限。我是画画的，也接触和研究古画。几十年来，我的实践告诉我，要识别古画的真伪，必须先看懂它们。看懂不是简单的事。中国历史漫长，画家众多，谁敢说他能弄得清晋唐五代宋元明清所有代表作家作品的真伪问题?这样的专家是不存在的。
记者：记得谢稚柳先生曾经说过他的“鉴定之道”。他说，鉴定的确如同“交朋友”，一回生，两回熟。所见到的画要如同见到老朋友，相熟的老朋友是决不会认错的。正像《红楼梦》里写王熙凤出场，人未到笑声先到。在荣宁府里，大家都熟悉她的脾性，不会弄错人。我还听说一个故事，上海博物馆有一张元代赵孟 的《洞庭东山图》，因为他所画的是自然风景，而不是典章文物。不能用图式的考订方法来考证。同时，由于赵氏作品面目多样，在被认定为“标准器”的几种面目中，也找不到类似风格。因此，有不少鉴定家认为是赵题的元画。但谢先生反问一句：“除了赵孟 ，元代有哪一个画家能画到这样的水平?”于是作了赵画的定论。这让我们看到谢先生作为权威的一面。因为他胸中有赵，才能斩钉截铁地下定论。 陈佩秋：鉴定就是要熟悉画家和他的作品，熟悉画家所处的时代及时代风格。
记者：鉴定中还有一种现象比较普遍，那就是“双胞案”现象，张大千画真伪风波就是因为有人说它是“双胞案”，惹了祸。对于“双胞胎”，一般的鉴定家认为要么一真一伪，要么两本皆伪，真本另在别处，而不可能两本皆真。您怎样看这个问题?
陈佩秋：有个例子。过去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南宋张即之的书法横卷，后来发现，辽宁博物馆也有同样的一个本子，书写的文字内容一样。当时北方的鉴定家对两本孰真孰假产生了怀疑，认为上博的一本有问题。于是上博的专家拿了两本的照片，找谢稚柳一同校对研究。核对后，两本笔法一致，有些字迹上博一本写得好，又有些字迹辽博一本写得好。因此北方专家同意了两本都是真迹的结论。再如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蒙的《花溪渔隐图》有三件之多，请了旅居美国的鉴定权威王已迁鉴定，结果王认为其中的两轴皆是真品。我也去观赏了这两件王蒙的作品。笔法确实一个样，此又一例双胞胎案。再如谢稚柳过去开画展，一张兰州写生的《冬果花》，被重订了五张之多。以上事例，如不是亲身经历，只凭闭门想象是得不出正确答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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